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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聯·新知大會:為何說“農為邦本”

4月30日下午,第四季“三聯·新知大會”第二場論壇“農為邦本:中國農業一萬年”在線上舉辦。

論壇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主持,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、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韓茂莉,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唐曉峰,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陳勝前,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曾雄生,五位學者一道共話“農為邦本”。

人類進化史上有很多重要節點,農業的發明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。人類社會和地球環境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,與農業的發明息息相關。我們的祖先當初為何放棄狩獵采集,選擇以務農為生?

農業是中國送給世界最大的禮物。自新石器時代以來,農業成為中華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根基,也是中華文明長明不滅的主要奧秘之一。天然的地理條件差異并未將各區域隔絕為孤立的個體,而是在農業開發過程中,逐漸走出島狀農耕區階段,拓展到黃河中下游地區、長江流域以外的山地、丘陵、森林、荒漠,使大江南北連成一片。同時,一條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線,使中國東西部呈現出農耕與游牧長期并存的特點。

隨著農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和國際糧食貿易的發展,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,但糧食問題仍然是國家的命脈根基,傳統的耕作方式不僅支撐著傳統的農業文明,也對現代技術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帶來反思。越來越多的社會學者積極參與到農業轉型議題的研究和討論,將農業研究推進到具有豐富內涵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倫理領域。

農業向何處去?關系著未來每個人的命運。韓茂莉、唐曉峰、陳勝前、周飛舟、曾雄生五位來自歷史、考古、社會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,帶著各自的長期思考和實踐,共同探討中國農業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“種子埋進土里,為了下一代的果實”

周飛舟在開場白中介紹說,如果把人類的文明和人類社會看成一個大的有機體,農業掌管著身體健康,所以它是本。中國人的古話叫“民為邦本”,之所以叫“農為邦本”,是因為民以食為天,所以“農為邦本”。而副標題之所以叫做“中國農業一萬年”,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一點,不要沉浸在短暫的情境中,工業社會二百多年,信息社會不到五十年,數字社會不到十年,但農業是一萬年。”

“說到農業的意義,費孝通先生曾用進化論的詞‘適者生存’(來描述),當時我們翻譯成‘適應’。潘光旦先生在民國時專門寫文章,說這個詞譯得不好,他一直想用中文語匯‘位育’來代替,也就是《中庸》里的‘天地位焉,萬物育焉’。‘位育’和‘適應’有什么區別?前者強調背后的主體性,后者強調的更多是外部條件。其實‘位育’的意思是外部的條件完全為我所吸收,是我成長的條件,而不是我不斷去適應社會,也不管自己變成了什么樣子。潘先生的用詞,反映出中國農業社會博厚悠久的文明特征。”

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,是大家都有的共識。農業起源非常早,農業也一直沒有間斷過,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出一個觀點,中華民族多元一體,中國文明一直延續,而且不斷地融合周圍的民族。“融合,特別重要的標志就集中在農業上,以至于農業成了中國人骨子里的基因,到哪兒都想種東西。中國人到了西伯利亞也要撒點種子下去,雖然天冷,也要看看到底能不能長出作物來。”

“中國的政治治理不崇尚嚴刑峻法,最崇尚的是教育,所以最早發明了完善的考試制度,在文明史上最早憑借考試來實現社會階層的流動和上升,這其實也和農業有著特別大的關系。”周飛舟認為現而今一說到農業,好像就是落后的標志,“但我覺得,養育的文化,養育的精神是培養人性中的善的,是我們這個文明中特別重要的特征,而且這個文化賦予每一個中國人一種特別強的韌性。這也是農業文明的特點,這種韌性不僅僅是為了自己,而是為了下一代——把種子埋進土里,為了下一代的果實。”

“端起一碗米飯,最早的馴化地是在中國”韓茂莉的發言題目正是“農為邦本:中國農業一萬年”,她笑言今年以來,自己發現很多朋友的日常話語中,從原來的主題,比如樓盤、豪車、名包等,越來越多轉向于糧食與蔬菜了,“很多人都說,我們終于意識到了,只要手中有糧食、有蔬菜,一家人在一起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她介紹說在農業起源之前,人類已經在地球上立足了兩百多萬年了,“這期間人類完成了從猿到人的轉化過程,但如何使自己不斷地生存、繁衍下來?考古學界給出的答案是漁獵和采集。而這種方式和動物是相近的,于是學術界將這一獲取食物的方式稱之為‘利用型經濟’。”

“但是這一萬年來,不同了??脊艑W界將這一萬年分為‘舊石器’和‘新石器’兩個不同時代。學術界把農業這種生產方式又給了一個新的定義,叫做‘生產型經濟’??脊艑W家維爾·戈登·柴爾德告訴我們,這個時代可以稱之為‘新石器革命’,所謂的革命就是農業產生了。為什么會有這種轉換,占主流的觀點認為是‘人口壓力’——人口數量不斷增長,僅僅靠漁獵和采集獲得的食材難以為生,無意之中,發現種子落地可以萌生,獵獲的動物可以馴養。在這個基礎上,生產型經濟也即是農業,誕生了。”韓茂莉說。

“我們在地圖上看到,世界三大最早的農業起源地:第一處在西亞北非,大約在一萬多年前,這里將野生小麥馴化為人工栽培小麥;第二處在中國,也大約在一萬年前,中國北方的土地上將野生植物馴化為谷子、黍子,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,包括錢塘江流域,將野生水稻馴化為人工栽培水稻;除此之外,在美洲大地上,從北美洲的墨西哥一直向南延伸到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,大概在距今七千年以前,將野生植物馴化為玉米、甘薯、馬鈴薯等等。”

韓茂莉由此提問,為什么世界如此之大,早期農業馴化的地點出現在這樣幾塊土地上?她提出的觀點是:農業的起源并不在世界上自然資源相對豐沛的地區,而是在近似于惡劣的環境之下,“但是在小面積范圍之內,有河流、有灌溉,能夠發展農業。這就是在底格里斯河、幼發拉底河、尼羅河,包括中國黃河流域出現農業的原因。農業古國、文明古國就是尋著農業的馴化而后出現的……在‘四大發明’之前,中國人送給世界最大的禮物就是農業。我們古人老早就說過了,‘民以食為天’。”

“如今我們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,只要端起一碗米飯,最早的馴化地是在中國。當然,中國送給世界的,不僅僅有南方土地上馴化出來的水稻,還有北方的谷子和黍子呢,這是旱地農業。”韓茂莉接著說,在同一個土地之上,能夠利用農作物的時間差,實現‘輪作復種’,“這幾乎可以稱為在農業社會階段,中國人做出的另一個貢獻。”

“正由于一年可以在一塊土地上兩熟,于是大家聽說過一個史學命題,中國古代經濟中心的南遷。南遷意味著什么?在江南的土地上,歷史文獻告訴我們,最早這里實行火耕水耨——一半土地在利用,一半土地長草,下一年長草的土地燒了之后有了肥力,另一半土地繼續長草休耕,如此土地利用率達到了50%。而從唐代以來,移民增加,于是土地利用率變成了100%,人工施肥添加在土地之上。北宋時期中,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完全移到江南的土地上,那塊土地的土地利用率是200%,也就是說一年兩次收獲。為什么南移到了江南?這個江南是指所有的大江以南嗎?不是的,只有在太湖平原長三角這個地帶,因為一年兩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,晚稻需要肥沃的土地。于是太湖平原這塊土地,這是古人理念當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,把它叫做經濟重心,也可以理解為GDP最高的時代。”

在韓茂莉看來,中國人在農業這個問題上,或者說在世界處于農業社會發展階段的時代,“幾乎始終站在時代的金字塔尖上。”

“能力越強,責任越大”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陳勝前教授在發言時,笑稱自己要為論壇這道大餐提供一點調味品,“我就講講‘辣椒面’。賈雷德·戴蒙德(《槍炮、病菌與鋼鐵:人類社會的命運》的作者)有一個觀點,農業可能是人類演化史上最大的失誤。”

“從人與人的關系來看,農業帶來了社會分化,帶來一些人對另外一些人的剝削和控制。而由于從事農業生產,大量的森林被砍伐,沼澤被排干,大量土地都變成了農地,人類生態景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。戴蒙德特別強調農業的負面影響還有兩個方面:首先是資源的浪費——這要從兩方面來講,一方面農業需要大量的儲備,而儲備多少則很難把握;社會分化后,‘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’,有的人浪費得特別厲害,有的人卻沒有吃的;其次是農業的發展帶來了戰爭,這主要跟國家的形成、跟等級分化相關。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大規模戰爭,幾十萬人規模的廝殺,這是農業時代才有的。狩獵采集時代的人口規模很小,不足以進行大規模戰爭。”

陳勝前主要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。在他看來,狩獵采集時代持續了幾百萬年——今人現在很多生活習慣、飲食結構,包括親屬關系,都是在狩獵采集時代奠定的。“那時是原始共產主義,所有的食物都是分享的,沒有等級,好像是特別美好的一個時代。但在生產上是被限制的,能支撐的人口必然有限。而農業能支持的人口密度是二三十倍于狩獵采集群體的,當人口密度達到一定程度,就要涉及到信息處理分層,開始出現符號。符號化與文字相關,就需要有社會分工,開始有一些專業做陶器的、做石器的,與之相應就是權力支配開始興起。權力支配并不完全起源于農業社會,但農業社會把它制度化了,也把它暴力化了,這就是我們講的文明起源問題。”戴蒙德認為農業是人類演化最大的危機,陳勝前表示自己并不認可這句話。“因為農業給我們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發展,農業把人類的創造力釋放了。實際上,人類每一次演化,能力都在放大。當我們有這么強的能力,尤其現在可以把人類自身毀滅上百次,可以輕易地把環境改變時,這時候我們應該做什么?所以我用了一個詞叫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。因為能力越強,責任越大。”

關注農業對中國文明的影響

唐曉峰在發言時回憶說,自己青少年時代有一個非??谔柺降膶r業的理解,“農民是基礎”。“1950年代、1960年代農業是社會經濟的基礎,而且它其實有更大的歷史基礎,實際上是文明形態的基礎。但我們一方面喊農業是基礎,內心里又覺得農業很落后,農村生活非常艱苦,所以大家有一個概念,農業是非常艱苦的勞動行業,效率非常低,所以大量人口都壓在農業生產上。一提到農村,好像就是‘苦’的象征。”

唐曉峰舉例說,中國古代有很多和農業關的社會變革都是在解決大地主的問題,“大家回想一下我們塑造了多少地主壞人,周扒皮、黃世仁、南霸天、胡漢三,都是地主。文學家們是否塑造了一個城里壞蛋的樣板?我想半天想出來一個西門慶,但他不是階級類型,是個流氓類型。以階級類型,社會問題的代表大都在農村。”他接著闡述大眾腦海中的農村形象,“即使農村非常艱苦,但有一種高貴品質的代表——身體上是艱苦的,精神卻是高尚的。我曾經就是這樣一個受過再教育的,不但受過教育,我還加入過農民行列,做過生產隊長。”曾雄生在發言時介紹說,自己更多關注農業對中國文明的影響,“首先要引述《呂氏春秋》里一句話:‘夫稼,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養之者天也。’我們完全可以按照古人對農業的定義,通過‘稼’,發現人與自然和天地之間的關系。日本人類學家有句話,‘主食作物的種類往往決定耕種這種作物的人的命運。’中國人講話,叫做‘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’西方也有類似的話,‘We are what we eat.’意思也都差不多。”

曾雄生回憶說,1910年,長沙發生了搶米風潮。1911年,爆發了辛亥革命,推翻清朝。1917年,毛澤東在《湘江評論》里寫道,“世界什么問題最大?吃飯問題最大”。

曾雄生認為,盡管中國農業很發達,有很了不起的成就,但我們今天依然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。“此外,中國農業還面臨需求變化的問題。經濟發展解決了溫飽問題,吃飽之后更多想要吃好,對品質的要求也在提高。我們在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的同時,還要開展‘白色革命’——中國傳統農業是以種植業為主,未來還要有一定動物蛋白在里面,就是牛奶這樣的,發展畜牧業,也是中國農業需要發展的方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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